挑战一：安全风险。任何海外战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着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的复杂局面。一个趋势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且连续4年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增长，已经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两个环境是指：其一，就世界大环境而言，世界正在变得更不安全，旧的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全球安全机制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过去6年间，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安全形势在下滑。其二，就小环境而言，“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比较严峻的安全问题，且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西北方面，中亚地区不仅长期受三股势力的袭扰，而且已经遭到了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渗透。东南方面，缅甸的内战存在一定扩大化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长期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地方自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不安全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近期，随着北约在阿富汗的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亦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
与这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目前，中国的安全保障措施实际上主要是走外交领域内的领事保护，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外交途径的安全保障往往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国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将会在近10年内暴露的更为明显，并很可能构成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挑战二：政治风险。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经济输出基本上是以国有大型企业实施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这意味着我们的海外项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较长时间内的政治风险。中国在缅甸的水电、铜矿项目受阻就是一面镜子。就政治风险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例如，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它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是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又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长期谋求在其所处区域内的大国地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例如，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其势力范围，在中亚推进的欧亚联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就构成了一定影响，而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上极为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又如美国长期以来将东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近年来频繁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谋求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也会难以避免。最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之间在其国家战略层面可能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近年间爆发过激烈的冲突。
第二类政治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变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曾经有过“仇华”甚至“排华”的历史，在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越来越受底层民粹意识的裹挟，一些领导人可能会以中国因素来解释其经济失败，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其个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时期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未确定。例如，缅甸和斯里兰卡政府未来对华政策就存在较大的变数。又如，中亚几国未来的走向亦充满悬念，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总统已执政了20多年，都面临着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忽视经济重要性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因素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因此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挑战三：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对中国周边若干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多重区域战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点不同：有的经济区域条件较好，已经具备了海外投资的有利环境(如马来西亚和泰国);有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投资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甚至其投资风险在近段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亚、非洲的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中国力图在该区域内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这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效益问题。相比于高技术含量、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基础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等问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实际上很难在短时期内见到效益，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亏损运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工程安全与工程管理问题，即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推进中，普遍存在着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给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贷、保险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难以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务，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安全问题都更加严峻，因此，也让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不良倾向。
二、应对策略及其建议
鉴于上述三重挑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