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让悲剧不再发生 墨家弟子的悲剧其实从墨子去世就已经开始了。墨家整个学派实体的衰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原因何在？在于“教育”。禽滑厘这个所谓的接班人压根就没有想到去领悟墨家思想真正的精髓。禽滑厘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墨子请禽滑厘吃饭，问他有没有什么想问的，禽滑厘却来了一句“敢问守道？”(《墨子-备梯》)。换做孔子听了一定破口大骂了，因为在墨子眼里当时天下最大的刚性需求是“兼相爱”，守道之事是被迫无奈下的暂时之利。但就算这样，墨子依然引导着说“先不要问，先不要问。古代也曾有懂得守城方法的人，但对内不亲抚百姓，对外不缔结和平，自己兵力少却疏远兵力多的国家，自己力量弱却轻视强大的国家，结果送命亡国，被天下人耻笑。你对此可要慎重对待，弄不好，懂得了守城的办法反为身累。”（姑亡，姑亡。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少间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姜。）结果禽滑厘还是没领悟，继续傻呼呼的追问：“如果攻城一方兵士众多又勇敢，堵塞了我方护城河，军士一齐进攻，攻城的云梯架起来了，进攻的武器已安排好，勇敢的士兵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爬上我方城墙，该如何对付呢？”（敢问客众而勇，烟资吾池，军卒并进，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换做是孔子，此时说不定要追着禽滑厘打了。《墨子》中记载禽滑厘涉及的一些问题，似乎尽是跟具体守城活动有关的。 这或许可以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时墨家之中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占比例很大，所以基础教育的工作很难做，接班人的候选中以具体业术专精的人居多，对思想传承有领悟力的人少。第二个就是墨子在当时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活动，与墨子相比孔子则不然，孔子认为教育和传播思想是一个学派或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纵使当前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先着手把教育的问题解决了，将更加有后劲影响未来。以当时墨家的情况，在传承的问题上或许墨子本人也很为难。而今日的我们更应当重视这个问题。实践验证与方法技术虽可在一个阶段中体现价值，但思想传承与教育传播却直接关系着一家学派的生命力。 三、宗教特征只是墨家思想的一小部分 有人借此孟胜之事来阐述墨家就是纯粹的宗教，这是不对的。虽然墨家学派可以称为一种信仰，且墨者的团队组成与宗教团体形式相像。但墨学却涵盖着更多宗教之外的成熟思想。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早期存在对个人意识的极大否定。而墨子却从来不是以单纯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看世界的，在上个问题我们提到在墨子眼里当时天下最大的刚性需求是“兼相爱”，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到齐国看望老朋友。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何必独自为义而苦行，不如就此算了吧。”墨子却说：“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人，他有十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儿子去耕种，其他九个都闲着，耕种的这一个不能不更加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应该勉励我行义，为什么还制止我呢？”（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贵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并非要把所有人训练成墨者，更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而吸纳教徒，而是认为他发现了此时此刻的社会需求，自愿的着力于行义事。从这个角度看，那些适时顺地应人心需要的举动，被众人称之为“义”举，甚是贴切。这不但不是某个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禁锢，从调解社会矛盾的个人意愿出发，反而与新自由主义空前一致，还有人会说墨家思想被历史淘汰过吗？与一些带强迫性的宗教不同，从墨子的言行中可以轻易的找到一个特点，就是墨子从来都认为存在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人是正常和必要的。有一次巫马子说他做不到兼爱。墨子用“一人说（‘悦’的通假字）子”（一人喜欢你提出的主张）、“十人说子”（十人喜欢你提出的主张）、“天下人说子”（天下人喜欢你提出的主张），“一人不说子”（一人不喜欢你提出的主张）、“十人不说子”（十人不喜欢你提出的主张）、“天下不说子”（天下人不喜欢你提出的主张）(《墨子-耕柱》)来作为客观条件分析，墨子根本就是把“不说子”当成正常情况来看待的，不存在强迫性教化的意思。 或许墨家真正的宗教特征，更多还是局限于相信鬼神这件事上吧。试问，若人类无法从已知中寻找生命问题的答案，那么是“说服众人未知领域是正义的”重要，还是“未知领域真正什么样子”重要？“天志明鬼”中对古籍的引用，对于现代人而言难道看不出那两千年前的“天志”要说明的，不就是天下百姓之志。在人类社会复杂的逻辑因果背后，当时的墨子不是先验，而是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