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李大钊尽管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巨匠，思想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双方在世界观上的歧异，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态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着差异。从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慧识上厘清二者异同，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历史与未来不无裨益。
1933年，陈独秀在《辩诉狱》中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民族的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这段话不仅磊落地说明了陈独秀的主张，也明朗扼要地说出了他与李大钊的经历和思想变化。
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的思想变化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大致是以五四运动为界，前期二人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期携手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辛亥革命后，民主与共和的思想深入民心，对于都曾经到日本留学的陈、 李而言，经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洗礼后，他们更加坚信和支持民主和共和思想，并不断付诸实践，从而掀起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陈、李的思想武器是科学、人权与民彝，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对袁世凯及其所利用、所代表的封建传统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先后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来赞颂西方的民主制，反对封建专制。李大钊从日本返国后立即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发表了反封建的文章《青春》、《民彝与政治》等，创办《晨钟报》，以“高撞自由之钟”的宣言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及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独裁。可以说陈、李二人早期都是以民主主义者身份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北洋军阀混战更让二人对民主共和产生了怀疑，而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首先就在于认识当时刚刚结束的一场空前的人类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它的生产力发展，因而必然向外扩张，发动战争。陈独秀在一战结束后一度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意味着“公理战胜强国”，可是巴黎和会彻底粉碎了他的信心。对此，他认为应有“两种彻底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真理”，巴黎和会的召开让他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从中反省，得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我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出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的结论。而此时李大钊认识得更深刻。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强调不是什么协约国的胜利，也不是一般所谓“公理、正义”的胜利，而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主义的胜利。正是巴黎和会使二人对“真理战胜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彻底觉悟，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无法再改变社会和拯救中国，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理论或者主义，要在异国他乡发生影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掌握，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而此时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拯救，而且已经具备了接受新理论的条件。第一，革命理论的贫困和饥渴，呼唤着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都没有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指明正确的方向，都没能拯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呼唤着新的理论武器。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民族主义觉悟，激发了人们追求理想的愿望，起了思想启蒙和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